中国茶是对地球人健康的巨大贡献。中国茶茶祖是神农，神农也是世界茶的茶祖。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，增进健康，增进快乐，增进身心和谐，为健康理念和禅茶文化增添了无限魅力。

 

    中国何时开始饮茶，人人言殊，莫衷一是。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，而盛行于唐。唐以前饮茶，陆羽《茶经》卷下《六茶之饮》概为言之，谓: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闻于鲁周公，齐有晏婴，汉有扬雄、司马相如，吴有韦曜，晋有刘琨、张载、远祖纳、谢安、左思之徒，皆饮焉。”但多非史实。纵是史实，非加申述，亦不易明。

  

    《茶经》云:神农《食经》“茶茗久服，有力悦志”(刘源长《茶史》卷一)。陆羽《茶经》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，然《食经》为伪书，尽人皆知，不足为据。

 

    《尔雅》有“苦荼”之句，世以《尔雅》为周公时作品，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，不知《尔雅》非作于周公。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

　　

    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谓“晏子相齐，衣十升之布，食脱粟之食，五卵、苔菜而已”，以为饮茶(即茗)始于春秋时代。然《晏子春秋》亦非齐晏婴所作，根本难以成立。且万蔚亭辑《困学纪闻集证》卷八下云:“(槐按)今本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作三弋五卯苔菜，考《御览》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，载人茗事中……”虽作茗，然既言茗茶，恐非茗饮之茗。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。世又以诗之“谁为茶苦”，为饮茶之证，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，非“荼苦”之茶，不能张冠李戴。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，故《周礼·天官·家宰第一》言浆人供王之六饮，一曰水，二日浆，三曰醴，四曰凉，五曰医，六曰酉①。尚未见饮茶。

 

 　 自汉以后，饮茶之记载，时有所闻，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，率以七升为限，韦曜不过两升，或为裁减，或赐茶茗以当酒(《三国志·吴志·韦曜传》)，以时茶茗，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，不然，宴会中，何以有茶? 晋张华尝谓“饮真茶，令人少眠”(张华《博物志》)，是晋亦有饮茶之风，所以茶茗之起，由来已久，宋裴汉《茶述》谓:“茶起于东晋，盛于今朝(宋朝)。”固误。

 

 　《洛阳伽蓝记》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，尤误。所谓饮茶之风，开始于汉魏则可，盛行于汉魏则不可，因南北朝时，此风尚未普遍，何论于汉魏，关此《茶史杂录》引逸事两则如下: 　　齐王萧初入魏，不食羊肉酥浆，常饭鲜鱼羹，渴饮茗汁，京师士子，见萧一饮一斗，号为漏卮，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，高祖怪问之，对日，羊是陆畜之宗，鱼是水族之长，所好不同，并各称珍……唯茗不中，与酪作奴，高祖大笑，因号茗饮为酪奴，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:“……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(即鱼)亦有酪奴。” 

　　萧正德归降时，元义欲为设茗，先问卿于水厄多少，正德不晓其意，答日:下官生于水乡，立身以来，未遭阳侯之难，坐客大笑。

 

　　由前之说，北朝后魏京师士子，见齐王萧饮茶，引为怪异，号为漏卮;由后之说，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，则一为少见多怪，一非家常用品，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，不然，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，此时饮茶，恐限于某地，行于某阶级，实非普及民众，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。而饮茶风气之兴，始于唐代。唐代民众喝茶成癖。东坡诗云:“周诗记苦荼，茗饮出这世。”乃以今之茶为荼。自唐以来，茶以清头目，上下好之，庶民日饮数碗，确成风矣。

 

　　饮茶盖起于汉人，尤其是南方汉人，北人饮之，殆在其后，外蕃有此物，尤为晚焉。前引《封氏闻见记》谓“南人好饮之，北人初不多饮”，可为南北嗜好先后不同之证，因而外蕃饮茶，必在北人之后。同书又谓:“(饮茶)……始自中地，流于塞外。往年回鹘入朝，大驱名马市茶而归，亦足怪焉。”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，不始于宋，实始于唐，亦可见中国茶叶输人外蕃，开始于唐。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。

 

　《宋史·职官志》云:“(宋哲宗)元符末，程元邵言，戎俗食肉饮酪，故茶而病于难得，专以蜀易上乘。”

　

　《明史·食货志》谓:“蕃人嗜乳酪，不得茶，则困以病，故唐、宋以来，行以茶易马法，用制羌、戎。”与此正同。而陆游《南唐书》提及:契丹虽通商南唐，徒持虚辞，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。确系实情。北蕃好食肉，必饮茶，因茶可清肉之浓味。今蒙古人好饮茶，可为例证，不饮茶，多困于病，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。唐宋者名之团茶，蕃人尤嗜之，常以重价买之，宋张舜民《画漫录》云:“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，曰:‘盖载些小团茶乎。’子容曰:‘此乃上供之物。’俦敢与北人，未几有贵公子使辽，广贮团茶，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，非小团不贵也，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。”

 

　　似此唐代之回鹊，宋代之契丹，以至夏金国之藏古，食肉饮酪之民，亦莫不好茶。故至明代，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，皆以茶马为羁摩。

 

　　明代对于茶之贸易，虽不行专制，但禁止私茶出境，犯者斩，并立茶马司，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。同时，又于产茶之地，十株取一，无主茶树，十分取八，其对于茶之需要，可为尽心而为之，而要不外为“制服西戎之术”。由此可知，中国茶叶传于外蕃，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，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，或需要外蕃马，不得不投其所好，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。故茶自唐课税之后，对内既为国库所关，对外复为安危所系。

 

    茶为中国特产，或即原产地，后始传播于东西洋，先述东洋日本饮茶风俗之起源。中国茶未入日本之前，传说日本之高千穗椎叶七山，肥前，玖磨八代山鹿，筑波之生叶上妻，丰前之上毛由川，丰后之大野直人诸郡，皆有野生之茶。唯日本人取为饮料与否及种植之与否?寂然无闻。日本之有茶种系自中国传人，当平安朝初期，桓武平城嵯峨诸帝之间，传教弘道之请益僧留学僧不断来唐，乃传人茶种。前引当时来唐之最澄上人，归国时，台州司马口口曾煮茶为之饯别，即携茶种至日，栽于江州阪本。或谓在奈良朝之圣武天皇治下，僧行某曾携茶于参州药王府内，顾其种得自中国与否，则不敢断定。当茶种输人之始，日人种之固少，饮之尤少。当时，营公作诗虽有“东方明未睡，闷饮一杯茶”之句，但自平安朝至仓时代约百八十年间，饮茶风气乃未开，它仅为贵族僧侣中之消费品。及仁安文治间，前后两次入宋，荣西禅师回国，茶树之栽植与饮茶之风气，始遍及全国。禅师入宋，第一次在仁安夏季，当其上浙江台州之天台山，深感茶之灵液，及秋归国。携茶以随，种于肥前之福冈佐贺县境雷振山坊前庭，称为岩上茶，同县三井郡山本材丰田之千光寺，亦有茶园种植。第二次在文治建久之时，归国之船，先到长崎之平户苇浦，民部大辅清贯迎之建小庵，开道场，禅师即于庵之附近种茶， 　　今日日本之九州嬉野，茶乃产于长崎县之彼杆与佐贺县之东西嬉野。饮水思源，皆系荣西禅师之赐。禅师曾著《吃茶养生记》，并以茶医好当时诗人将军宫朝宿醉，有名于世。其后明惠上人，亦栽茶于山城大和，人工种植既多，饮茶之风乃盛，上人曾说:“茶道之幽玄，复授北条泰时以治道俭素之要义。”间接上予日本政治，莫大影响。自此而后，至德川八代吉宗将军时代，日本饮茶之风更盛，茶店林立，时人作诗曰:“随处开茶店，一钟是一钱，生涯唯简里，饥饱委天然。”足见当时风气矣。 　

 

　  次述西洋饮茶之始。欧人知道茶叶，始于十六世纪葡萄牙东来，而传人欧洲，约在十七世纪初期，欧洲之东洋贸易，着先鞭者，为葡萄牙人，根据地在广东澳门。澳门人，为欧人最初见到之饮茶之人。唯广东非产茶之地，其于茶之传播，殆无若何影响。后荷兰人继之东渡，达到中国南方之福州，亲见中国产茶之地，时为西历一六00年之事。欧人最初用茶，当作药品，斯时荷兰东印度公司，输极少之茶叶入欧洲，为西洋有茶叶之始，欧洲医学，深信茶之功能，一如中国人最初之饮茶。法国贵族，对中国之茶视作一宝，极珍贵之，且当时茶价昂贵，有以砖茶纳入黄金之箱，以作赠品之传说。英国之输入茶叶，约在西历一六六0年，喝茶店建于伦敦，大约亦于此时，一六六二年英王查理十三世迎娶葡萄牙皇女为内亲王皇后时，皇后之礼物中，即有茶叶。此为英国皇室与茶发生首次因缘。及后，饮茶之风次第及于民众。时有英人彼皮，受人赠予茶叶，且作日记云:“为中国人所饮之饮料，余未尝见之，此恐系药物学家巴苓帖尝谓有治感冒或脑充血症功效之药用饮料乎?”茶初作药用，中国日本四洋，前后如出一辙。其后，一六六四年，东印度公司进献茶于英王。当时茶价，一磅值六十先令，极为昂贵。咖啡之输人欧洲约在西历一五八0年，比茶早二十年，初由阿拉伯商人输入。虽是先人为主，但在英国，后进之茶实有凌驾之势。至一七00年，输人之茶每年平均两千磅，自后十年，平均约在十四万磅。至一七八0年全欧输入五百五十万磅，而英一国突进至一千二百二十万磅，咖啡之输入瞠乎其后。继而英领印度，相竞植茶，与中国颉颃，以输入税之关系，印度红茶种植迅猛发展，一八八八年输出到英国的数量遂超中国茶之上。英人有朝茶、午后茶。家居外出，默思会谈，皆不离茶。每人每年平均消费茶九磅，可谓“嗜茶之国民”也。 　

 

　  在俄罗斯，在格鲁吉亚，茶叶名字就叫“中国茶”或“刘茶”。连发音也和中文“茶”字相同。这是因为1893年汉家刘氏茶坊29代传人刘峻周，将中国茶成功种植到格鲁吉亚黑海沿岸。